由Contact出版的《安妮的日記》 |
整體而言,五十年代是荷蘭二戰文學的開端;但在後人歸類的二戰文學中,《安妮的日記》(Het dagboek van Anne Frank)似乎才是真正的濫觴。原籍德國、具猶太血統的十五歲女孩安妮,幾乎可說是最知名的二戰受難者之一,她躲藏在阿姆斯特丹時用荷蘭文寫下的日記,至今仍是世界最知名的日記體裁作品,而且已被翻超過70種語言。
然而,出版這本日記並非安妮本意;日記只是她的心情園地,而且她曾明確表示不想讓任何人看她的日記。但因為她在日記中多次自陳想成為作家的意願,二戰甫結束,安妮的爸爸便試著出版這本書。起初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,直到1947年,日記才以《密室》(Het achterhuis)為名真正在荷蘭出版。1950年以後,這本書出現了法文、英文和德文版,安妮的日記也漸漸打響世界知名度。
關於這本書的評論極多,但最一針見血的莫過於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‧柯林頓(Hillary Clinton)的「她(安妮)喚醒我們的冷漠的愚蠢」一說(連結)。安妮的日記背後雖代表一個沉痛哀傷的故事,但她的筆觸普遍被認為相當勵志,在二戰文學作品中這個特質其實並不多見。安妮在2004年獲選為「最偉大荷蘭人」,從她的日記表現出的胸懷來看,這個頭銜也是當之無愧。她的日記為荷蘭日後的二戰文學定下一個基調:知名二戰文學作品除歷史小說(如下文將提到的《戰爭之冬》)外,包括《安妮的日記》,清一色都是小敘述。
《苦澀的草葉》封面 |
五十年代荷蘭文學出現了另一本書《苦澀的草葉》(Het bittere kruid),這本由猶太裔作家敏柯(Marga Minco)所寫的自傳體小編年作品,被認為是歐洲二戰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。該書寫法隱晦保守,但相當打動人心,如婦女討論黃色的猶太星星要怎麼縫在大衣前才好看,實是良家婦女的有苦難言;還有猶太小女孩接到控管令被迫離家以前,邀請鄰居小朋友來拿走需要的東西的場景:
就像這個段落,全書中作者都沒有加諸任何價值判斷,但只以這種難以言說的苦悶和荒謬氣氛,絮絮地講著大時代下綿長的小故事。
七十年代荷蘭文學中有所謂的「三巨頭」,即穆里施(Harry Mulisch)、瑞夫(Gerard Reve)和赫曼斯(Willem Frederik Hermans),毫無意外地他們都處理過二戰的題材。穆里施曾說,「二戰永遠是創作靈感的泉源。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,我們才有辦法停止書寫二戰的故事。」他也終其一生將這句話奉為圭臬。當然,他最知名的小說《暗殺》(De aanslag),也稱得上是一部二戰小說,道盡戰後倖存小人物的孤寂。這本書在八十年代出版後紅極一時,也為他奠定荷蘭文學國寶的位置;荷蘭書評家Hugo Brandt Corstius更曾撰文表示,《暗殺》一書裡提到的反抗(德軍、變動的時代)的無力感,「讓二戰氛圍延續了半個世紀。」穆里施在1992年又寫出一本長篇巨著《發現天堂》(De ontdekking van de hemel),雖然主要觸及人性和信仰,但二戰仍以背景主題的角色若有似無地圍繞全書。
另一文學巨頭瑞夫,對荷蘭六十年代的大眾文學影響深遠;關於二戰他寫過一本叫《波洛維茲家族逃難記》(Ondergang van de familie Boslowits)的小說,但不太知名;倒是他的《那些夜晚》(De avonden)卻是另一本小人物遣悲懷的知名作品,為荷蘭文學開啟了另一條路線。
赫曼斯近照 |
至於赫曼斯,他早早就受到二戰啟發,分別在1949和1952年出版了《相思樹之淚》(De tranen der acacia's)以及《避難屋》(Het behouden huis)兩本心理小說,都深刻反省並探討了二戰傭兵、逃難與存在的意義,而《避難屋》更可說是赫曼斯的成名作,也是他引起最多討論的作品,同時更曾被穆里施批評太過虛無、空幻。
除了上述三位名家以外,七十年代另一本值得注意二戰小說是楊‧特勞(Jan Terlouw)所寫的《戰爭之冬》(Oorlogswinter)。對當代讀者來說,《戰爭之冬》比較知名的應該是2008年上映的同名翻拍電影。這本書講述一名小男孩Michiel在戰爭行將結束時的意外遭遇,包括救了英國大兵、村長爸爸被納粹處死、姊姊和英國大兵私奔,以及最後發現自己的叔叔是叛徒等。正如電影的結局一樣,Michiel在眾人歡慶二戰結束時,只有一絲絲的欣喜,更多的是對自己家庭的破碎感到悵然若失,並猛然體悟到自己已經成長,這些都充分表達出作者對大時代下小人物際遇的感嘆。這本書屬於歷史小說,即在歷史大敘述的框架下依照史實處理人物的作為,內容相當簡單易懂,也常被指定為荷蘭中學生的第一年讀物。
當前中生代的荷蘭作家當中,最常處理二戰題材的小說家首推德溫特(Leon de Winter)。1954年才出生的他,出身猶太家庭,父母都是二戰倖存者。他也理所當然地被歸類為「第二代」作家。和第一代作家不同的是,第二代作家有更多前人留下的作品可以參考,德溫特的寫作也偏向歷史考究,他的作品每本份量都不輕。從八十年代開始德溫特就漸漸嶄露頭角,直到1994年成名作《對抗極右派手冊》(Handleiding ter bestrijding van extreme rechts)出版後才站穩文壇。同樣代表第二代作家的則是亞農‧赫潤貝格(Arnon Grunberg)。赫潤貝格也出身猶太世家,媽媽是集中營倖存者;他的寫作風格極具爭議,但創作方向較為多元,除二戰主題外也擅長描寫異文化間的衝突。
德溫特近照 |
同樣極具爭議、最後被當街謀殺的荷蘭電影導演提奧‧梵谷(Theo van Gogh,1957-2004),曾在一本電影雜誌中撰文指出二戰主題已經被寫到爛了,而德溫特這種作家持續炒作二戰來賣他的書,簡直是踐踏六百萬猶太人的靈魂。德溫特一怒之下反告提奧‧梵谷毀謗,最後法院判決提奧‧梵谷要賠償德溫特一萬歐元。這場鬧劇還僅只是近代二戰文學的窘況一景。
鏡頭回到1995年的圖書周活動。這次活動可說一片慘敗,整個活動只有圖書周散文比較成功,是由揚‧沃克斯(Jan Wolkers)所寫的《黑色解放》(Zwarte bevrijding)。裡面提到了二戰倖存者們的陳腔濫調,更批評了嗜血的人性,如解放後眾人將戰前與德國人相好的女人揪出來羞辱,和黑死病時代公審巫婆幾無二致。他還抨擊戰後重建的偽善,並認為社會失去了活力,直到六十年代社會才多了一點點的叛逆元素。
因為這些事件一連串的出現,九十年代也才比較有作家敢跳出來說,二戰不過就是某些作家們的遮羞布,因為他們除了戰爭的戲劇性可以一再炒作之外,已別無所長;那些文壇巨人們的二戰文學再怎麼好,「這種文類不應該再有新書出版了」。更尖酸刻薄的言論則是,「歡迎來到陳腔濫調的文學世界!」
杜拉赫近照 |
De Bezige Bij 出版的《希福瑞德》書影 |
前面提到的赫潤貝格,也在2004年寫了一本《猶太的彌賽亞》(De joodse messias),直搗許多禁忌話題。同樣是猶太人的他,比較能放心處理和猶太教與猶太民族等相關主題,讓他的作品在同類文學中獨樹一幟。2006年,二戰熱潮透過史潘克(Laurens Abbink Spaink)的《黑皮書》(Zwartboek)達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次高峰,加上同名電影的推波助瀾,二戰裡的背叛、同胞情誼與欲望再度躍然紙上,最終又是一個二戰主題的文創成功案例。荷蘭最近一本比較有名的二戰作品,是揚‧希貝林克(Jan Siebelink)的《奧斯卡》(Oscar),描述三個年輕人在二戰初期從英國前往敦克爾克時,旅途中湧上對過去罪惡和欲望的追悔。
《黑皮書》封面 |
至少,從這些豐富的二戰文學作品中,我們可以歸結出一個結論,就是只要本著對人性的關懷和對過去的慎重,那麼一個再怎麼古老的文學命題,都可以持續獲得發展茁壯的養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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